昨日凌晨，68岁的戛纳电影节把“最佳导演奖”颁给了与之同岁的侯孝贤。
尽管侯导十年磨一剑的《刺客聂隐娘》未能摘走“金棕榈”，但“最佳导演”的奖杯同样让国人兴奋不已——要知道，上一次中国人捧得这个奖项还是15年前，得奖者是杨德昌（参赛电影《一一》）。
↑侯孝贤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第七次来戛纳，不容易，找钱困难，非常感谢，感谢剧组，舒淇，张震，朱天文。”——站在戛纳领奖台上，侯导点名感谢了三个人，前两位大名鼎鼎，第三位朱天文，若你不是侯导死忠、亦非文学爱好者，可能不太熟，但就是这位女性，做了侯孝贤30年的事业“贤内助”，与之创造了非凡的大荧幕成就以及一种说复杂也简单的异性关系。
↑《刺客聂隐娘》主创戛纳合影，中间是导演侯孝贤，最右是编剧朱天文。
因为一个“爱的故事”拉开银幕神话
1982年，台湾《联合报》举办了一个主题叫“爱的故事”的有奖征文比赛，时年26岁的朱天文看到消息后写了篇小说投了过去。这篇名叫《小毕的故事》的文章被评为佳作奖，连同其它几篇文章一起登在报上。
后来有一天，两个年轻人打电话到朱天文家，自我介绍是侯孝贤、陈坤厚，说在报上看到了《小毕的故事》，想改编成电影。那时的朱天文根本没听说过这俩人，也完全没看过国语电影，甚至对电影圈怀有偏见，“觉得电影圈里没有好人。”
为了谈个好价，赴约前，朱天文特地把自己往老里打扮，她选了一袭鼠灰针织套装、穿了高跟鞋、还把长发盘成一髻……“咚咚咚”走进咖啡馆，看到侯孝贤、陈坤厚早已坐在那里，见了她就咧开嘴笑。
一开聊，朱天文发现这俩人跟自己想的不一样，“我喜欢陈先生的诚朴，就像他的名字：坤、厚。也喜欢侯先生，他讲起钟晓阳18岁就写了《停车暂借问》真了不起……我在一边讶异：啊，电影界也是会看书的！”
合作序幕就此拉开了……
1983年，讲述眷村少年成长记的《小毕的故事》摘得了第20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奖”，陈坤厚获得“最佳导演奖”，朱天文、侯孝贤等四人一起获得“最佳改编剧本奖”——就是这个“爱的故事”，让侯孝贤、朱天文这两个名字第一次联系在了一起，开启了长达三十载的合作。
↑拍摄《小毕的故事》时，豆导钮承泽还是未成年少男。
她是他的新鲜空气
《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侯孝贤后来执导的一连串台湾新电影代表作都有朱天文参与编剧，其中《悲情城市》还斩获第4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侯孝贤、朱天文一起接受采访
外界评价朱天文是侯孝贤的事业“贤内助”，作家阿城这样形容“朱侯”的合作：“侯孝贤无疑是贵金属，但如果没有朱天文这样的稀有金属进入，侯孝贤的电影会是这样吗？换言之，侯孝贤的电影是一种独特合金。”对于夸赞，朱天文显得轻描淡写：“我所能贡献的不是作为一个编剧，我是作为他的一个敌手，跟他练习打球的吧。”
朱天文解释说，其实很多重要的编剧都是侯孝贤拿的主意，因为他本身就是编剧，“我写好剧本给他，他也不会看他，他拍戏的时候也很少用剧本，所以我从不写剧本给他，他想拍什么我们就拍什么，我写的剧本更多的是给工作人员看。”
朱天文还透露，其实第一次写了剧本交给侯孝贤后，他大概只用了一句话，“一边拍一边改，拍到2/3时整个剧本才完成，我们写的几乎全都被改掉了。我很不好意思问，这样我们有什么贡献呢？侯导说，他写了八年剧本，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公式，他一看到剧本，一场戏拍出来几分几秒钟都知道，所以他想要一些意外，想要我们这些新鲜空气进来打破旧有公式。
事实上，如果你还在纠结究竟“朱天文是侯孝贤的御用编剧”，还是“侯孝贤是朱天文的御用导演”，这实在太小看朱天文了，编剧于她，不过是人生的另一种精彩，而她，另有自己的主战场。
像侠客那样向他“传道”
朱天文的主战场是“写作”。
她与写作结缘得从她父母说起——朱天文的父亲朱西宁是台湾军旅中的出名作家。1972年，朱西宁从台湾“国防部”上校参谋位置上退役后专门从事写作，他的创作生涯长达50多年，出版小说30多部。母亲刘慕沙则是日本文学翻译名家。
↑1976年，朱天衣全家合影。后排朱西宁、刘慕沙夫妇；前排左起：朱天文、朱天衣、朱天心
越长大朱天文越深刻地体会到比起同辈，她和两个妹妹从父母身上获得了怎么样的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财富”，“1949年父亲撤退到台湾时，船上6个关系特别好的兄弟义结金兰，其中的‘六叔叔’后来在台湾做到了将军，托‘六叔叔’的福，他们那边没收的‘禁书’就拿到我爸这边来，所以我们很小打开橱子就能看到‘禁书’——鲁迅、老舍、沈从文、萧红！”
↑朱家三姐妹
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1972年高一暑假时，16岁的朱天文就发表了处女作《强说的愁》。
但对朱天文今后从事职业文学道路影响最大的还是胡兰成。
1974年，朱天文高中毕业的暑假，父亲朱西宁偶然获悉胡兰成在台北，联络上以后便偕妻子与女儿前去拜访。后来，朱家隔壁刚好有人搬走，朱西宁便把房子租下来，让胡兰成搬去住。胡兰成经常去朱家吃饭，朱家三姐妹则跟着胡兰成念书。
↑朱天文与胡兰成
那时，朱天文、朱天心都是20岁上下的年纪，胡兰成已是六七十岁的迟暮老人，可这位老人却改变了朱氏三姐妹的人生轨迹。其中让朱天文受益最多的是胡兰成教给她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教我们念四书五经，这对我们影响非常大。”
时至今日，朱天文仍说胡兰成给自己留下了巨大财富：“七年，在时间的‘量’上很少，但在时间的‘质’上却很重，山中三日，世上千年，那几年也给我这种感觉，他是智慧的老人，我们站在智慧老人的肩膀上，一下子打开了眼界。”
隐士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将自己平生所学悉数教给天赋异禀的弟子——朱天文与胡兰成这段师生时光听上去很有武侠小说里“传道”的味道，而在后来与侯孝贤的合作中，朱天文同样把“传道”精神延续着。
1983年，侯孝贤拍完第四部电影《儿子的大玩偶》后陷入迷茫。他意识到，喜欢什么就拍什么，对自己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在恐慌中，侯孝贤开始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叙事语言。他看大师的电影，这个镜头这样拍、那个镜头那样拍，可看着看着发现自己不会拍了。
当时，朱天文正好在看《沈从文自传》，这本书里，朱天文感受到沈从文虽然身处如此动荡、繁杂的时代，但却仍能用最自然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于是，她把这本书丢给了侯孝贤。
在沈从文的叙事风格中，侯孝贤发现一切都是明亮的，所有事都变成一种过程，没有痛苦，没有悲伤，全都被人的胸襟以及对生命的热爱包容着。参考这种豁达的人生观，侯孝贤找到了《风柜来的人》的拍摄角度——把人抓到镜头前，让他们在最自然的状态下表演，完全实现从大自然看人间的技法。这部电影最终成了侯孝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电影里大量沉静漫长凝视的长镜头也成了侯孝贤电影风格的初始，而这一切的成形源于朱天文“传”给他的那本《沈从文自传》。
用不回应对付八卦
如果你看过朱天文的采访视频，一定会为她的颜值惊叹，能搜到的最近的采访是她2010年录制的《可凡倾听》，那时的朱天文54岁，但绝对保养有道，肤白貌美、眉清秀目，开口更是动人，语速不疾不徐娓娓道来，音色里带着台湾女生天生的糯软稚嫩嗲！
↑朱天文
那么，邪恶的问题来了，与这样的美女+才女打了30年交道，侯导真的能把控住？才子佳人并没让我等凡人“失望”。
2005年春，一个下着雨的夜晚，侯孝贤在台北复兴南路下车，走进马路对面一家宾馆，朱天文随后也进入宾馆，4小时后两人才离开宾馆。这一切被媒体拍个正着。
消息曝光后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当时有媒体论断，对于58岁的侯孝贤和48岁的朱天文来讲，这无疑将成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最难堪和头疼的事。
但媒体真的想多了，事情曝光后，侯孝贤与朱天文没作任何回应。2个月后，侯孝贤执导的法语片《红气球》获邀成为当年戛纳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开幕片，那年，侯导牵着妻子曹宝凤的手缓缓走过戛纳红毯，这也是他妻子第一次出现在大众面前。或许，大师除了想借这个机会向默默付出的妻子表示感谢外，也是他对绯闻的另一种回应吧！
↑2007年上海电影节闭幕红毯侯孝贤携夫人亮相
绯闻同样没有破坏才子佳人之间的合作，侯孝贤导演，朱天文、阿城编剧《刺客聂隐娘》就是从那之后开始启动的。在沉默中前行，这是大师才有的境界！
互看第一眼时就认定是“同类人”
以前的朱天文很任性，不写就几年不写，想写了就没日没夜地写。50岁后，她进入程式化——把写作当成工作，每天固定在书桌前写几个小时。
朱西宁现在的生活是这样的：每天八九点起床，冲了咖啡喂了猫，然后早早地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她至今不用电脑写作，也不用一般的稿纸，而是用的她父亲留下来的自己印刷的稿纸，每张稿纸能写500字，她对自己的规定也是一天至少写500字，靠着每天垒一点的工夫推进。从早写到过午一两点，整个下午便是看看杂书，到晚上看看电视节目、喂喂猫，或者出去逛逛，过得心平气和。
↑写作中的朱天文
朱天文明年60岁，单身。采访时，关于“婚姻”问题她从不回避，每次被问到她都会很细致解答：
“我有喜欢过的人，恋爱谈了很多次，但喜欢到足以让你变动整个生活吗？还有其他的种种因素，曾经错过了，现在我们都回不去了。过了那个年龄会越来越难，因为你的核越来越硬了，就不想因为一个人而改变你自己。”
“年轻的时候，爱情的冲动很大，那时候可塑性也很大，那时候结婚是很自然的。种种的因素阴错阳差，错过了，这也是时差的故事嘛。现在如果有一个人出现，能让你说我愿意改变我的生活，那我也很高兴，但这个人你说在哪里呢？你会知道越来越难，因为你的燃点太高了。我觉得我写东西看书一天都不够用，完全没有那种感觉了。”
而不拍电影时的侯孝贤好玩得很，他会嚼着槟榔唱着闽南歌《跟往事干杯》，表情陶醉，豪迈真性情流露无疑。如今，女儿也为人妇为人母，侯孝贤会每天早起为家人做一顿早饭，然后出门买菜或停下来喝一杯咖啡，等着女儿带外孙女回家吃饭。
但这两位加起来快130岁、生活简简单单的人工作起来却像壮年人一样卖力。
2005年，侯孝贤正式为《聂隐娘》申请电影辅导金，之后7年，他为《聂隐娘》的拍摄做了各种准备，两位编剧朱天文、阿城跟随侯孝贤做了大量调查，查阅了大量古籍，仅剧本朱天文就曾八易其稿。2012年9年，《聂隐娘》在台北举行开机，电影拍了一年半，期间经历停机补拍、资金短缺、后又传出发行碰壁等流言，直到上周，终于在戛纳电影节首映，并为侯孝贤拿下最佳导演奖，总算是苦尽甘来。
侯孝贤为什么会拍武侠片，他有他的答案，但在朱天文那里，从她见到侯孝贤第一眼开始，便看出了他身体里住着个侠客，“1982年第一次见到他（侯孝贤），他们说要买《小毕的故事》的电影版权，我原来预想的杀价什么的他都没有，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个小鬼呀，很草莽气，就是从城隍庙里混出来的。他年轻时候的名言是曹操那句名言的反话——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这成了他一生的浪漫情怀，也是一种古侠的浪漫。”
作家阿城用“倚马立就”四个字定义朱天文、侯孝贤间的合作，朱天文无比珍惜这四个字，“前面是侯导在拍摄，我就在旁边倚马立就，这是对于我们合作三十年最好的定义。”
“倚马立就”既赞扬了朱天文下笔如神、文思敏捷，也显示出她的文字里有一股唐朝文人侠气与英气，所谓“文如其人”，大概朱天文本身也是个女侠，所以她回忆第一次见侯孝贤的感觉时会这么说：“互相一看，就觉得是同类人吧。”
文/黄思维（搜狐时尚编辑）
转载请署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