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之前的文章《黄埔第一军党代表八成多都是共产党员，为啥部队还是姓蒋了？》中提到过胡公冕，他是黄埔第一军第二师第六团的首位党代表。在另一篇文章《四一二名单浙江篇：我党早期在浙发展脉络与一师网络的重合性探讨》中，再次提及了胡公冕，他代表我党在浙江一师发动驱齐运动。胡公冕于1921年10月成为我党一名党员，当时全国党员人数启动时不足一百。他与国民党将领胡宗南有着亲密的关系，担任过他的结义哥哥和重要引导者，尽管他未能成功地将胡宗南纳入共产党这个队伍中。
一、胡公冕与蒋介石的早期关系颇深
胡公冕（1888—1979）出生于浙江永嘉，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1907年，他进入杭州随营学校学习，1911年积极参与辛亥革命。胡曾在陈其美的部队中任职，作为教导团的排长参加了上海的光复作战（这一点尚存疑，因当时蒋介石只参加了光复杭州之战，并担任敢死队总队长——笔者注），他因出色的表现及忠诚的态度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被提拔为队长，同时也被视为蒋的亲信。在驻扎上海期间，蒋介石常常带着胡公冕参加社交活动，二人因此结识了不少浙江的知名人士，如黄郛、邵力子、戴季陶、陈果夫等。
1912年，由于南北的和谈，教导团被解散，胡公冕不得不离开蒋介石回到杭州，随后在杭州体育专门学校任职。1913年7月，在名儒沈钧儒的介绍下，胡公冕被聘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体育教师，开始了近十年的教书生涯。这个“浙一师”当时是浙江新文化思想的中心，校长经亨颐（廖承志的岳父）是一位老同盟会员，与廖仲恺、蔡元培等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学校吸引了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也培养了许多早期的优秀共产党人，比如陈望道、沈定一、俞秀松等。正是胡公冕在这里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1921年10月，他在陈望道（当时一师国文教师）和沈定一的介绍下入党，成为当时全党不到一百名党员之一。
1922年，胡公冕被我党选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同行的还有浙一师的学生汪寿华（后来成为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的领导者，但于1927年4月12日被杜月笙诱杀）和梁柏台等人。同年，他们作为中国代表，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遇见了列宁。
1923年9月，胡公冕通过浙江著名人物邵力子和戴季陶的介绍，拜见了孙中山，并在他们的引荐下加入了国民党，成为了一名跨党党员。随后，他被国民党派去改革福州许崇智的部队。在工作中，胡公冕再次碰到了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孔蒋介石。蒋当时担任许崇智部队的参谋长，因两人都是浙江老乡，且曾在陈其美的部队共事，因此蒋介石对胡公冕依然保持信任。在后来的日子里，蒋介石在孙中山的指示下，组织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事宜时，向胡公冕询问张太雷的情况。胡公冕大力推荐张，这才让蒋放心允许他前往苏联。然而，蒋的苏联之行却并不顺利，与沈定一、张太雷两个有严重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争论不断。最终，蒋介石将对苏联不顺的怒火转移到了胡公冕身上，加上他对苏联的看法发生了质变，开始反对孙中山的联俄策略。随之而来的是，蒋对胡公冕开始产生了戒心，不再像从前那样信任他。
二、在招生方面对胡宗南的引导
1924年1月，作为浙江代表之一的胡公冕出席了广州国民大会。在受到廖仲恺的邀请后，他参与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胡公冕负责在浙江和上海秘密招募一期学员和教导团的兵员。在上海方面，招兵由陈果夫全权负责，胡公冕则协助其工作，最终共招募了4000名新兵。南下广东后，组成了黄埔军校的教导一团和二团，而胡公冕从浙江所招的学员便有超过1000人，其中包括胡宗南、宣侠父、石祖德、许永相、樊崧华、宣铁吾、俞士康等七位，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了黄埔的中坚力量。
宣铁吾在1923年曾加入我党，然而在大革命失败后选择脱党。之后，他在复兴社中担任过中央干事、委员长侍从室侍卫长等职，直至成为上海市督察局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中将司令。徐永相则曾任国防部四厅的少将副厅长。至于石祖德，他也曾担任总统府侍卫室的侍卫长和国民党总裁警卫室主任，最后在22兵团中升任中将副司令。樊崧华在1924年3月通过宣侠父入党；后在1925年3月东征期间参与了棉湖战役，英勇牺牲，成为众人铭记的英烈。
俞士康因在1930年参加邓演达的“黄埔革命同志会”担任中央办事处宣传委员，进行反蒋活动，被赦免但未被重用。他曾任浙南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以及天水行营的少将参议，直至1946年退役。而宣侠父则是黄埔一期中一位著名的党员，因在军校与蒋介石发生公开冲突而被开除，是黄埔一期中唯一被驱逐的学生。此后，他在冯玉祥部队持续从事兵运工作，并介绍吉鸿昌加入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少将），并在1938年于西安被蒋介石特务暗杀。
从上述几位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黄埔一期浙江籍学员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有的成为蒋介石的嫡系，例如担任国防部、侍从室等职务；而另一些则与蒋彻底决裂，彼此之间的敌对关系可谓十分深刻。七位学员中，胡公冕与胡宗南的关系尤为密切，可以说是“兄弟情深”。
事实上，早在1910年，胡公冕在浙江孝丰县担任教练期间，就与年轻的胡宗南及章旭初结为金兰之交。胡宗南原籍宁波镇海，后随父迁至浙西的孝丰县。1924年黄埔一期招生时，胡公冕担任负责浙江考生的工作，正是胡宗南的推荐人。在初次的筛选中，胡宗南本是备选生，因成绩略为不足，但在胡公冕的帮助下（他当时已是黄埔军校的管理部卫队长），胡宗南得以正式入学。
1925年2月，东征之际，胡公冕先后执掌教导二团一营的党代表以及二营的营长。他十分关注在教导团任见习排长的胡宗南，逐步将其提升为连长和二营的副营长，当然，这与胡宗南自身的努力也是密不可分的。在东征的锦湖战役中（被何应钦称为最能体现黄埔精神的一战），教导团与陈炯明的王牌军林虎部展开激烈交战。就在敌军小分队迫近指挥所的危急时刻，指挥部中的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加仑都做好了应战准备，就在这生死攸关的刹那，身材矮小的胡宗南冲出阵地，手持机枪，疯狂扫射，强大的火力迅速将敌军逼退。客观来看，胡宗南的早期成就不可忽视，这其中胡公冕的引导扮演了关键角色。而胡宗南后来也表现出知恩图报，特别是在胡公冕入狱后，他对其保护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如此，历史的谜团在于，既然两人关系如此深厚，为何胡公冕未能将胡宗南带入共产党呢？值得一提的是，胡宗南进入黄埔时具备多个潜在的共产党人关系，包括推荐他入学的胡公冕、上海面试的陈果夫的秘书毛教员，以及认识胡公冕性格的周公等，然而这些关系并未形成实质性的合作，这实在令人感到困惑。
胡宗南出身普通，父亲只是从事药材买卖的小商贩。这意味着他有成为共产党员的所有条件。近年来，部分研究者认为胡宗南可能终生隐匿于地下党中，但我对此表示怀疑。仔细探寻这段历史，只能得出以下两种可能性：
第一，胡宗南在进黄埔时已28岁，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已趋于固化，不容易受到外部思想的影响，在军校时，他以“稳重深沉”著称，这也让他在一众校友中脱颖而出。第二，蒋介石的拉拢效应。考虑到胡公冕与蒋的关系，胡宗南很可能早早就与蒋见过面，且胡宗南和蒋介石同是宁波人，这种地缘关系显然比温州人胡公冕要更加亲近。蒋介石擅长拉拢，如他曾每日为恽代英送家乡的小菜，以此笼络人心。对于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胡宗南而言，蒋的正统地位和礼贤下士的态度无疑是巨大的诱惑。
最终的结果就是，胡大哥未能将胡小弟拉入队伍中，而胡小弟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蒋校长，甚至在1949年时，胡大哥几次想要拉拢胡小弟，却都遭到了“N0！”的拒绝，犹如文天祥一般的悲壮。
（信史留痕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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