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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与陆小曼在西湖边 |
现代人有时候不懂表达。《非诚勿扰》某期节目讨论爱情语言,女嘉宾争奇斗艳,用上了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但来来去去不过是对中文"我爱你"直接翻译。嘉宾主持补充了几个版本:如果表达I love you,张爱玲会说"原来你也在这里",读红楼的刘心武是"这个妹妹我见过",而阿Q版是:吴妈,我想和你困觉。
这两则背景不同、身份各异的爱情表达范本,都来自白话文的贡献:《红楼梦》是古白话,而鲁迅和张爱玲是现代白话文写作的翘楚。
白话文运动与"四大情书"
"在中国,现代浪漫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人对社会政治发展的一般见解,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人对男女感情的看法。"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写道。
年轻人是爱情先锋队。黄埔军校的政治课堂上,曾为《新青年》撰文的中共党员高语罕点拨学生:"同学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也许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没有对象的未婚者,以我在学生时代的经验,用文言文写爱情信,不如用白话文写爱情信,这是最能表达内心情感的,诸位努力写吧!"
白话文运动最盛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了所谓"民国四大情书"的经典。
当鲁迅与许广平异地谈情,这位正经的先生对前女学生、现女朋友表忠心:"听讲的学生中有女生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这些信后来结集为《两地书》,鲁迅在自序中称: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不外乎是对学校风潮、饭菜好坏、天气阴晴等信笔写来。
当徐志摩示爱陆小曼,最最新潮的读者恐怕也脸红心跳:"龙龙,我的肝肠寸寸的断了";"我惟一的爱龙,你真得救我了!这几天的日子也不知怎样过的,一半是痴子,一半是疯子,整天昏昏的,悯悯的,只想着我爱你"。
当朱湘隔着太平洋想念刘霓君,指腹为婚的旧式婚姻也焕发崭新爱情的活力:"你说我的信很可爱,这是因为你是一个可爱的人,所以我写给你的信也跟着可爱了。"
当沈从文苦恋张兆和:"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不在"四大"之列的朱生豪,虽被朋友笑谑为"没有情欲"的木讷书生,言情起来却比谁都极致——"我是宋清如(朱妻)至上主义者"。
从"组织安排"到"爱情至上"
到了上世纪50年代,爱情模式不是我爱你而你恰好也爱我,而是"服从组织安排",开展革命伴侣生活。
当志愿军467部队一分队的胡应龙通过书信与战友介绍的小学女教师何杏菊联系,自我介绍程序是家庭成分、工作履历、党员关系然后才到个人兴趣。第一次约会的讨论话题关于"今后友谊的发展和巩固",第17封信终于互相去掉了同志称谓,第21封信惴惴不安的男人委婉表白,措辞是"向组织上提出关于我们的事情"。通信10个月后,深陷爱情的男人总算在第45封信中表达:让我鼓起勇气告诉你,亲爱的,我已经深深爱上你了;请相信我一个革命军人、一个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
上世纪60年代,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心上人开口是《毛主席语录》,礼物是《毛主席诗词》,还要在扉页上落一句积极向上的祝词。70年代,当爱情随着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小河边、打谷场,爱情是冲破围栏的你侬我侬。
终于,挺进了理想主义的80年代,女作家张洁以第一人称写作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掷地有声,宣告了婚姻必以爱情为基础,否则注定痛苦。
1982年,当23岁的文学女青年爱英给她崇拜的杂志编辑欧老师写信,在一番"读完你推荐的《金粉世家》,自觉不及《红楼梦》""你批评琼瑶的小说庸俗,我却认为它细腻优美"的文学交流之后,她初表情意:"我还是决心像你希望的那样,多看世界名著。我想,这样就能离你近一些吧。"
这名自觉配不上文字工作者的护士以朴素的语言表示爱情决心:"亲戚朋友的压力大得让我喘不过气来。在我看来,你33岁不重要,你离过婚有一个儿子也不重要,只要让我感到值得。"23年后,当他们的女儿在床下木箱翻出这些泛黄纸张:"我的眼泪哗哗落下来。1982年的妈妈和我如此相像,天真、敏感,对感情过于执著。"
上世纪90年代,爱情是从港台传过来的流行歌曲,语言表达不再"爱你在心口难开",而是"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互联网时代的新世纪,人们的爱情表达越来越直接,表白越来越随便。一颗爱心、一张红唇、一朵玫瑰的表情符号,就取代了语言的丰富之美。用尽搜索引擎,秀遍各国语言,表达的不过还是三个字:"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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