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你”究竟有多少种说法？

徐志摩与陆小曼在西湖边

　　现代人有时候不懂表达。《非诚勿扰》某期节目讨论爱情语言，女嘉宾争奇斗艳，用上了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但来来去去不过是对中文"我爱你"直接翻译。嘉宾主持补充了几个版本：如果表达I　love　you,张爱玲会说"原来你也在这里"，读红楼的刘心武是"这个妹妹我见过"，而阿Q版是：吴妈，我想和你困觉。

　　这两则背景不同、身份各异的爱情表达范本，都来自白话文的贡献：《红楼梦》是古白话，而鲁迅和张爱玲是现代白话文写作的翘楚。

　　白话文运动与"四大情书"

　　"在中国，现代浪漫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人对社会政治发展的一般见解，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人对男女感情的看法。"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写道。

　　年轻人是爱情先锋队。黄埔军校的政治课堂上，曾为《新青年》撰文的中共党员高语罕点拨学生："同学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也许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没有对象的未婚者，以我在学生时代的经验，用文言文写爱情信，不如用白话文写爱情信，这是最能表达内心情感的，诸位努力写吧！"

　　白话文运动最盛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了所谓"民国四大情书"的经典。

　　当鲁迅与许广平异地谈情，这位正经的先生对前女学生、现女朋友表忠心："听讲的学生中有女生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这些信后来结集为《两地书》，鲁迅在自序中称：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不外乎是对学校风潮、饭菜好坏、天气阴晴等信笔写来。

　　当徐志摩示爱陆小曼，最最新潮的读者恐怕也脸红心跳："龙龙，我的肝肠寸寸的断了"；"我惟一的爱龙，你真得救我了！这几天的日子也不知怎样过的，一半是痴子，一半是疯子，整天昏昏的，悯悯的，只想着我爱你"。

　　当朱湘隔着太平洋想念刘霓君，指腹为婚的旧式婚姻也焕发崭新爱情的活力："你说我的信很可爱，这是因为你是一个可爱的人，所以我写给你的信也跟着可爱了。"

　　当沈从文苦恋张兆和："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不在"四大"之列的朱生豪，虽被朋友笑谑为"没有情欲"的木讷书生，言情起来却比谁都极致——"我是宋清如(朱妻)至上主义者"。

　　从"组织安排"到"爱情至上"

　　到了上世纪50年代，爱情模式不是我爱你而你恰好也爱我，而是"服从组织安排"，开展革命伴侣生活。

　　当志愿军467部队一分队的胡应龙通过书信与战友介绍的小学女教师何杏菊联系，自我介绍程序是家庭成分、工作履历、党员关系然后才到个人兴趣。第一次约会的讨论话题关于"今后友谊的发展和巩固"，第17封信终于互相去掉了同志称谓，第21封信惴惴不安的男人委婉表白，措辞是"向组织上提出关于我们的事情"。通信10个月后，深陷爱情的男人总算在第45封信中表达：让我鼓起勇气告诉你，亲爱的，我已经深深爱上你了；请相信我一个革命军人、一个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

　　上世纪60年代，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心上人开口是《毛主席语录》，礼物是《毛主席诗词》，还要在扉页上落一句积极向上的祝词。70年代，当爱情随着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小河边、打谷场，爱情是冲破围栏的你侬我侬。

　　终于，挺进了理想主义的80年代，女作家张洁以第一人称写作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掷地有声，宣告了婚姻必以爱情为基础，否则注定痛苦。

　　1982年，当23岁的文学女青年爱英给她崇拜的杂志编辑欧老师写信，在一番"读完你推荐的《金粉世家》，自觉不及《红楼梦》""你批评琼瑶的小说庸俗，我却认为它细腻优美"的文学交流之后，她初表情意："我还是决心像你希望的那样，多看世界名著。我想，这样就能离你近一些吧。"

　　这名自觉配不上文字工作者的护士以朴素的语言表示爱情决心："亲戚朋友的压力大得让我喘不过气来。在我看来，你33岁不重要，你离过婚有一个儿子也不重要，只要让我感到值得。"23年后，当他们的女儿在床下木箱翻出这些泛黄纸张："我的眼泪哗哗落下来。1982年的妈妈和我如此相像，天真、敏感，对感情过于执著。"

　　上世纪90年代，爱情是从港台传过来的流行歌曲，语言表达不再"爱你在心口难开"，而是"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互联网时代的新世纪，人们的爱情表达越来越直接，表白越来越随便。一颗爱心、一张红唇、一朵玫瑰的表情符号，就取代了语言的丰富之美。用尽搜索引擎，秀遍各国语言，表达的不过还是三个字："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