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从未听过她的名字,但她却是民国时期著名的Fashion Icon。大外交家顾维钧的妻子黄蕙兰，曾被时尚杂志推举为民国时期中国最时髦的女性。按她自己的话讲，作为大使夫人，她就是“中国橱窗”，穿着漂亮体面，才是为国争光。
黄蕙兰
1943年宋美龄访美期间，当别人盛赞外交官顾维钧时，宋美龄不忘提到他的夫人黄蕙兰，认为相比她的先生，顾太太也是功不可没。据说当年的时尚杂志曾评选最佳衣着的女性名单，她居然排在了风头正劲的宋美龄之上。
锦衣玉食的天生名媛
黄蕙兰
黄蕙兰有一种相当实际的金钱观——如果金钱能换来尊重，就应该大方地展示它。这大概与她的出身有很大关系。1893年，黄惠兰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当时的爪哇，荷兰殖民地），是华侨首富、南洋“糖王”黄仲涵的掌上明珠，真正含着金汤匙出生。但跟同时代许多新贵一样，金钱也未必能换来他们想要的一切，何况他们还是华人。15岁时，黄惠兰想学西方上流社会的少女开一次成年社交舞会，当地的荷兰人却无一人到场，这让她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
1935年4月刊《妇人画报》中的黄蕙兰
生活的转折始于母亲将她带到欧洲。黄惠兰的母亲魏明娘是当时印尼中国城中数一数二的美女。黄仲涵纳妾后，她报复式地带着两个女儿去了伦敦，并利用银弹攻势（既金钱外交策略）逐渐建立了自己的交际圈。伦敦人甚至认为她是一个论公斤买钻石的巨富。而她对女儿婚姻的期许是绝不嫁给平庸之辈。因此，黄蕙兰19岁时遇到刚刚丧偶的顾维钧，这个外交界冉冉升起的新星，简直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对象了。
顾维钧与黄蕙兰
1934年，Federico Beltran Masses为黄蕙兰绘制的画像
社交场上的中国时尚代言人
黄慧兰
黄慧兰的照片中经常可见搭配翡翠项链或镯子的模样，非但不土气，反而浑然天成。她与当时上海远东巨富的沙逊家族的维克多·沙逊爵士算是翡翠收藏的同好，但她的翡翠首饰大多来自前清的内廷。据说这两人还赛过宝，最终沙逊输给了她。不过她对服饰的要求也不是永远都这么奢侈。比如她对古董的马面裙十分感兴趣，便买了不少在晚上穿，后来在巴黎竟引起轰动。这么说起来，她也算得上是最早的古着爱好者了。
外交场合中的黄蕙兰
身份上的转变，无疑给了黄惠兰一个展示其时髦天份的机会。1921年6月，她作为公使夫人参加了白金汉宫的正式宫廷舞会。按常理来说，出席此类活动都会有一些固定的搭配，比如羽毛装饰、羽毛扇子，以及白色披纱等等。而当时她头戴卡地亚钻石王冠，身穿奶油色丝绒缎子长裙，又别出新裁地在一侧搭上了红纱以及一条水晶腰带。在遵循了一些形式上的常态之外，很个性地显示了自己的与众不同，毕竟红色相较与白色更接近中国的礼仪色。黄蕙兰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在服装上有很强烈的体现，尤其是在她随夫回到北京之后的岁月里。多年过去，游历四方后的她依然在回忆录中将北京认为是除了巴黎之外最美的城。她甚至对中国一些女性对西式服装的过分热爱表示嗤之以鼻，并认为中国的丝绸以及刺绣手工完全不逊于法国衣料。而事实上，自她在上世纪20年代回国，到晚年再次出国，也都终身穿着中式服装。
黄蕙兰登上外文杂志
黄蕙兰身上的这件旗袍出品于1932年，1976年，黄蕙兰将这件旗袍赠送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这样的黄蕙兰大概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中一群十分特别的女性——她们通常都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在形象上却又游走于中西之间，有着很强的文化本位主义和民族自豪感。旗袍在那个年代的大放异彩，也许也并不是因为衣服本身的魅力，而是人的光彩。就象黄蕙兰曾经的座上宾在一番觥筹交错之后对她的赞美：“远东最美的珍珠。”
黄蕙兰
特邀撰稿/洛梅笙
编辑/Yoanna
监制：于昆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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