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丨齐美尔
格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 。1881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后在该校任副教授、编制外教授。1914年转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卒于1918年9月26日。齐美尔是19世纪末 、20世纪初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
正如我已说过的，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既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就像一幅画框既内在地赋予了艺术品连贯的、独立的本质，又外在地隔绝了艺术品与周围空间的所有直接关系；除非我们分析外在与内在的双重影响，否则，这样一些形式的同一力量无法被表达。
所以荣誉拥有它自己的特性，而且对我们而言超越了它自身所有的道德权力——这些权力往往被另外社会圈子的人看作是不正当的，但同时，有着荣誉的个体代表并维护着他们自身社会圈子与阶级的权力。这样，时尚一方面意味着相同阶层的联合，意味着一个以它为特征的社会圈子的共同性，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行为中，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界限不断地被突破。
关联与差异在此不可分离地相联结成为两个基本的功能，它们构成了一种相互对照的逻辑关系，一方成为另一方实现的条件。在无数的事例中，以客观的、美学的或其他的立场来看时尚的创造，哪怕是最细微的理由也找不到，这也许可以证明：时尚是一种社会需要的产物。实际上我们的服装一般而言是适应我们的需要的，例如我们并不会根据时尚的指令来决定是否穿宽裙或窄裙，是否理长发或短发，是否戴彩色或黑色的领带。有时，丑陋和令人讨厌的事物居然变成时尚，似乎显示了时尚期望通过驱使我们只是因为它是时尚而去接受最痛苦的事物来展现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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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以随意的态度在此情况下推崇某些合理的事物，在彼情况下推崇某些古怪的事物，而在别的情况下又推崇与物质和美学都无关的事物，这说明时尚对现世的生活标准完全不在乎。这意味着时尚与其他的动机有关，也就是全然地与正式的社会动机有关。当然，它偶而也会客观地接受合理的因素，但是，作为时尚，只有它的来自于任何其他动机的独立性变得确实可知时，它才是有效的；就好像只有当我们不是为了外在的内容与目标，而只是为了它是我们的职责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忠实的行为才被认为是道德的。这就是为什么时尚将宗教信仰、科学兴趣、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题材是最不能使人容忍的事，因为这些领域要求人们只是服从于客观的教条。但是，导向采用这些生活内容的动机与时尚发展中客观性的完全缺失处于绝对的对立状态。
【Banyan】一种流行于17-18世纪的中上层阶级男性的起居长袍
如果社会形式、服装、审美判断、人类表达自我的整体流行风格藉时尚而不断变异，那么，所有这些事情中的时尚——最新的时尚就仅仅影响较高的社会阶层。一旦较低的社会阶层开始挪用他们的风格，即，越过较高社会阶层已经划定的界限并且毁坏他们在这种时尚中所具有的带象征意义的同一性，那么较高的社会阶层就会从这种时尚中转移而去采用一种新的时尚，从而使他们自己与广大的社会大众区别开来。这种游戏就这样快乐地周而复始。较低的社会阶层总是向着较高的社会阶层看齐，他们在那些服从于时尚兴致的领域很少遇到抵抗，因为单纯的外在模仿是最易于达到的。相同的过程也在上层阶级中的不同层次间运行，尽管这些层次间的差异如同少女与少妇之间的差异一样并不总是能够被察觉到的。
的确，我们常常可以观察到：一个阶层越是接近其他的阶层，来自较下层的对模仿的寻求与较上层的对新奇的向往就会变得越加狂热。货币经济的流行必定会加快这个过程并且使它变得显而易见；因为时尚的目标特别接近于纯碎的金钱拥有，所以，相比于那些要求一种金钱不能获得的个人价值的领域，这里更容易藉外在性与更高阶层达到一致。
在那些社会结构不具有阶级分层功能的地方，时尚的本质是由分界功能——再加上模仿功能——构成的这一点特别地明显，在此情况中时尚向邻近的阶级显露自己。据报告，在一些原始的种族里，生活条件完全相同并有着紧密联系的群体有时候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时尚，凭借这些不同的时尚每个群体建立起它内部的一致性，以及与外部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喜欢从外面引进时尚的偏好广泛存在，在某些社会圈子里外来的时尚显现出巨大的价值，只是因为它不是本地产生的。尽管先知西番雅对于穿外国服装的贵族表示了他的愤怒，但事实上，外来的时尚似乎特别强烈地有利于所采用的群体获得独特性。确切地，由于来源于外部，这些进口的时尚通过与圈子外的某一方面发生关系创造了一种特别的、有意义的社会化形式。有时候它像那些社会因素那样显现，如同观察的轴心，把相距甚远的集中于一点。
这样，在原始种族中，金钱——和它本身的经济价值——是最强烈的普遍兴趣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常常是由外部带进来的。在一些地区(例如所罗门群岛和Niger的Ibo)存在着一种生产贝壳或其他金钱象征物的工业，这些贝壳或其他金钱象征物在生产地并不用来作为交换的媒介，但它们被出口到邻近的区域——就好像为着自己独特目的而创造出来的巴黎时尚常常变成别处的时尚。就巴黎本身而言，时尚显现了双重因素之间的巨大的紧张与协调。在巴黎，个人主义比在德国更深刻，那儿有很多只是自我满足的时尚风格，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在那儿发现一种非常广泛的流行风格的体系，因此，个人主义的风采在那儿从不和流行风格有所冲突，却又总是能从流行风格中跳跃出来，十分醒目。
如果建构时尚的两种本质性社会倾向——一方面是统合的需要而另一方面是分化的需要——有一方面缺席的话，时尚就无法形成而它的疆域将终结。因此，较低的阶层几乎没有时尚，即使有的话也往往不是他们特有的；在此意义上，原始种族的时尚比我们的更稳定。依靠他们的社会结构，他们没有相互混合、混淆的危险，这种相互混合、混淆的危险刺激了文明人的不同阶级在服装、风格、品味等方面表现出差异。通过这些差异，有意于分化的群体部分却被内在地统合在一起：步调、速度和姿势的韵律根本上决定于服装，着装相似的人在行为举止上也相似。对于个人主义者崩溃了的现代生活而言这特别地有价值。
这就是为什么原始种族中的时尚种类更少，更稳定，因为在他们中间对于新鲜印象和生命形式——除了它的社会效果以外——的需要是很不活跃的。
（本文摘选自齐美尔《时尚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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