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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布拉德·皮特你所不知道的 6 件事 |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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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皮特不仅是一位出演过

将近 50 部电影的演员

拥有 4500 万谷歌搜索结果的

好莱坞巨星,6 个孩子的父亲

还是一名植物杀手

坚定的特朗普反对者

在一次与皮特的闲谈后

布克奖获奖作家 Marlon James

为《T》独家讲述

你所不了解的布拉德·皮特

  

  Brad Pitt 是一个绿植杀手而且是最可怕的那一种:他会让绿植活活饿死。证据就摆在他位于比弗利山的办公室里两个对着的墙角。枯干的枝桠早已放弃了被浇灌的希望。他说,他已经离开 10 个月了。哪怕不算借口,这也算是个解释。尽管如此,我仍然决心要揭露他谋杀植物的行径,因为美国公众有权知道,此外,对于一个 52 岁的人,不管是何种恶名,都要欣然接纳。

  我现在在 Plan B——Pitt 于 2001 年参与创办,现在全资持有的电影制作公司,我决定用我的建筑知识给他留下个好印象。得益于他在卡特里娜飓风肆虐过后资助重建新奥尔良下九区(Lower Ninth Ward)的经历,他对这一领域也略有所知。我本来想,我应该让他了解一下坂茂(Shigeru Ban),这位日本建筑师以新西兰基督城的纸板教堂(Cardboard Cathedral)和世界各地的其他灾后重建项目而闻名。但是,在 Pitt 的书架上,赫然摆放着关于他作品的一整本专著。

  

  在他的电唱机旁边是 Joe Strummer 与 Mescaleros 共同创作的几张专辑,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但是还有关于边缘文化的珍本书籍,包括 Danny Lyon 的《摩托党》(The Bikeriders),这就让人意外了。这之所以出人意料,并非因为 Pitt 作为一名巨星,会在某种程度上让人觉得难以接近,而是因为他是个父亲,而身为人父,要告别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酷,而随之而来的第一样东西往往是一条大裤衩。所以当他起身和我握手的时候——身穿白色 T 恤配白色牛仔裤,头戴白色软呢帽——他看上去更像是《谋杀绿脚趾》(The Big Lebowski)里的“督爷”(The Dude),而不是一个父亲。

  

  Brad Pitt 知道钱买不来快乐。《战争机器》(War Machine),今年秋天他的两部新片之一,是根据 Michael Hasting 的《操纵者》(The Operators)改编,书中以尖刻的笔调描写了美军高层时常发动的鲁莽军事行动,以及一位曾获嘉奖的将军——由 Pitt 饰演——放松警惕后酿成的政治后果。[另一部是 Robert Zemeckis 导演的浪漫暗杀惊险电影《联盟》(Allied),也改编自真实事件。]“这是一部讽刺决策者的作品,最后他们把部队的年轻人送上了战场。”他说,“它讲的是其中涉及的过程、体制本身和利己行为的荒诞——开始非常有趣,后来就笑不出来了。”

  对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那条界线的讨论,把我们引向了广义上的悲伤和快乐这个话题,然后 Pitt 提出了他的观点:在他频繁游走于世界各地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似乎没有理由高兴的人,而正是这些人,身处于最悲惨的环境中,却能表现出最大的满足感。他说,这也是为什么像他一样有钱有时间的人们,感受到了改变这些人所处的环境的紧迫。“我去过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地方,那里的人们经历的苦难最多,但是他们似乎总是笑得最开心。”他说。作为一个目睹了不少针对第三世界的援助活动的牙买加人,我告诉他,有时我们会嘲笑那些外国“好心人”,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我们的问题。“我有时候也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吧。”他承认,“但是总要从某一个地方开始。你从自己最好的愿望出发,在做的过程中逐渐理解这个世界。当你置身其中时,看到情况比你所能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美国对外政策的失败,一直都是源于我们自认为可以将自己的想法,移植到另一种文化中,即使并没有真正理解那种文化。”

  

  

  Brad Pitt 非常了解你对于明星言论的想法。而我做这次采访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提醒人们,Brad Pitt 也只是个普通人。这么说似乎很荒谬:Google 搜索他的名字出现了大约 4500 万条结果;哪怕只是搜“Brad Pitt”,都有将近 1000 万条结果。毕竟,正像《末路狂花》(Thelma & Louise)所证明的那样,对 Brad Pitt 来说,角色不分大小。一个被广泛传播的言论是,他是一个被困在“男一号”皮囊里的性格演员,的确如此,但是他也是从好莱坞走出来的最后一个真正的电影明星。

  

  Brad Pitt 在 1991 年的电影《末路狂花》中扮演了一个迷人的小偷

  我不想问他是否会为孩子的家庭作业伤脑筋。我转而问了他关于英国脱欧的看法。“我从没想过会发生这种事。就像我完全无法想象特朗普当权一样。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能把人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就是好的,让人们分开的是不好的’,这是在《大空头》(The Big Short)里一句很棒的台词。”他说。《大空头》是一部关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电影,获得了奥斯卡奖,而 Pitt 是出品人。“当事情出了问题,而我们又找不到原因时,就开始制造敌人。”我说,而我们往往会从自己的眼前去寻找攻击的对象。“或非法移民。”他说。他一直在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他对极端主义、狭隘心态、宗教狂热和恐惧这些病灶——还有特朗普支持者和宗教右翼等问题——多么感兴趣,而是因为,如果他没有成为电影明星,还窝在自己的家乡,这可能就是他要面对的命运。“我生长的地方是俄克拉荷马州,紧挨密苏里州南部,那里更支持特朗普,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似乎承受苦难最多的人,最后会把赌注押在可能伤害他们的政党身上,”他继续说,“所以我试着弄明白这是为什么。”当我提出这和金钱有很大的关系时,比如比利时支持图西族控制胡图族,埋下了怨恨的种子,导致了种族仇杀,他表示同意。但是他和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一位学者近期的一次谈话,让他有了不同的观点——冲突的原因不能用简单的经济学来解释。“你要明白,”他说,“它也存在于我们的基因里。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时间看 CNN、Fox 电视台和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他们忙着挣房租、养孩子,到家的时候已经很疲惫了,就想忘掉所有的事情。所以有种声音突然出现——这个声音不一定有根据——说他烦透了所有这一切,而这样的想法其实深埋在大众的基因里。”

  这个观点还需要推敲,我们的社会行为、偏见,甚至选择喜欢谁或讨厌谁,在生理上就已经根深蒂固,但单凭这一点就能让人们相信特朗普的言论吗?“最让我感觉充满希望的是今天的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地球村,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了解彼此——但尽管如此,还是存在着鼓动隔阂和分歧的反动力量。”Pitt 耸耸肩。他认为很多人都感到孤独,这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源于他的生活经历,他知道那是什么感觉。“特朗普的支持者几乎是在对抗一切,”他说,“我不明白特朗普到底要做什么,有人能帮我解释一下吗?”Pitt 看着我,顽皮又非常严肃。“美国要何去何从呢?”

  

  

  Brad Pitt 和我对于梅尔·吉布森所见略同。就像他的朋友,《无耻混蛋》(Inglourious Basterds)的导演 Quentin Tarantino 一样,Pitt 一直以来对于电影艺术的研习都是通过电影本身。除此之外,电影对他而言曾是一个认识世界的窗口。“电影是一种走出去的方式,”他说,“就像你一直与世隔绝,然后突然间世界展现在你面前,你接触到了其他文化。要记住,这还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过去这是唯一能让我知道布鲁克林的孩子、爱尔兰的孩子、非洲的孩子是如何生活的窗口。”

  

  布拉德·皮特在 Quentin Tarantino 执导的电影《无耻混蛋》中扮演杂牌军的领袖

  谈到异国的世界,他提到想要拍一部关于审判耶稣的罗马执政官 Pontius Pilate 的电影,他非常喜欢这个剧本,里面集中讲述了一个平庸的古罗马官员,他在一个偏远的地方,身边都是自己不喜欢的刁民。耶稣题材很少被搬上荧幕。但这部电影肯定不是以喜欢《耶稣受难记》的人群为受众的,”他说。这让我想起,梅尔·吉布森那部迷恋暴力酷刑的史诗片,是让我走出教堂的原因之一。Pitt 突然大笑起来。“《耶稣受难记》让我感觉像是刚看了一部 L. Ron Hubbard(美国作家,山达基教创立者)的宣传片。”

  然而,吉布森的电影有一样东西做的真的非常好,那就是:暴力。“是的,”Pitt 说,“《启示录》(Apocalypto)是一部很好的电影。”

  

  

  Brad Pitt 用 “我老了”这句话自嘲时,比其他人更有趣。很容易忘记这个男人已经 52 岁了——如果说他有什么问题,那就是太瘦了——但他的孩子们对古董的兴趣恰好可以让人理解这一点。比如,他的一个女儿喜欢磁带,就像 Pitt 那个年纪的人喜欢留声机,或是银盐摄影一样。在片场,周围的年轻人也总会让他想起自己的岁数。“在拍摄那部名叫《狂怒》(Fury)的二战电影时,我们拍了一星期左右的训练营场面,我们给剧组最年轻的演员 Logan Lerman——我想他当时是 21 岁——派了一些杂活儿。我们给了他一块表,让他务必记录我们吃饭、穿戴和脱下装备的时间。有一天他来找我说表不走了,我说‘你得给表上弦’。过了 15 分钟,真的,他又回来了,问我‘那个,怎么上弦啊?’”

  

  布拉德·皮特在电影《狂怒》中扮演坦克小队队长 Don Collier

  

  也许,Brad Pitt 就是一个普通人。能和你的采访对象进行一场慢条斯理、漫无边际地访谈,特别是在他没安排的时候,其好处是你们会不知不觉地进入那种只会与朋友在一起时才会有的半正式、半闲聊的状态。并不是说 Pitt 在谈到敏感问题时从不设防,比如说好莱坞的收入不均和白人优越现象,但在我们一起度过的几小时里,气氛是随意而亲切的。轻松融洽的闲聊让我多次把以为采访已经结束而关掉的录音机重新打开。他说到了对新奥尔良的着迷,说到了他“对于弱势者获胜的故事毫无抵抗力”,也说到了《南国野兽》(Beasts of the Southern Wild)是一部如何让他感动的精彩电影。

  散漫的访谈的坏处是,你总是不确定怎么来结束采访。所以我就在他的办公室里晃悠,在院子里闲逛,听着他在电话中处理当父亲的琐事,直到我发现自己快赶不上飞机了。他帮我叫了辆车,送我到大门外。直到这时,在加州炫目的阳光下,我站在路边等着我的 Uber 专车时,我才感受到那种站在 Brad Pitt 身边的不真实感。

撰文:Marlon James

摄影:Craig McDean

造型:Jason R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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