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chaelMeyer 是美国明尼苏达人，中文名叫梅英东，“身高一米八六，属鼠”。在东北的大荒地村生活的那一年，每遇到一个老乡，他都会用中文这样娴熟地介绍自己。
“我来中国很久了。”
“我觉得中文不难，比英文容易学。”
“我没有工资，因为我是作家。”
“我会用筷子。”
再往下聊，村民们询问的话题也基本绕不出他早早练熟的几句话。这很快便满足了他们对这位从美国来的“上门女婿”的好奇心。
1995 年开始，23 岁的梅英东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在四川小城内江当了两年外教。随后，他前往北京教书、写作、学中文，一呆就是十年。十年间，他写了本有关胡同的书，《再见，老北京》，还娶了一个东北姑娘，名字叫“丹”。
2010 年，梅英东住进丹的老家，吉林省昌邑区孤店子镇的大荒地村。4 年后，他将自己旅居东北的经历写成了一本《InManchuria（在满洲）》，今年年初又以《东北游记》为标题发行了简体中文版。
《东北游记》是个很容易造成误会的标题，乍一听会以为是一本记录风土人情的旅行日志；而这也的确是梅英东最初的写作计划，“记录那些逐渐消失的中国村庄”。但住进大荒地村后，他改变了计划。
“东北在最直观的视觉上就是自相矛盾的。在东北，你能看到全中国最开阔、最大气的自然空间，山也好，林也好，牧场也好，都是粗粝而壮阔的；但与此同时，你也能在这里看到各种最不自然的人工景观。
比如说，在长春，你可能会站在一座巨大的冒烟的冷却塔旁边等公交车，上了车以后，又经过一排排的工厂，然后突然之间，你就到了郊区，越过浩瀚的松花江，感觉仿佛自己远离尘嚣。”
这样的体验使他下定决心，将记录的镜头拉远，从大荒地村出发，记录东北这片广阔地域的过去和未来。
我没有去过东北，对这片土地的想象来源于书本中的近代史记载，以及喜剧节目中极具辨识度的口音。这两方面也基本构成了中国普罗大众对那片黑土地的认知——一场侵略战争的发端，和一句“唉呀妈呀”。
但在《东北游记》中，梅英东站在一个外来者视角，用大量的笔墨感知老一辈东北人对土地的眷恋，同时以当地民营企业“东福米业”的发家史为参照，探讨中国农业社会转型的前景和隐忧。家长里短之间，他又以大荒地村为起点，乘坐火车和大巴，穿梭在东北的大小城镇，考察数百年来的历史遗迹。
完颜阿骨打的雕像
溥仪曾藏身的小旅馆
梅英东感兴趣的不是中南海，而是中国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比如北京胡同里的房东太太，或是大荒地村里的“三姨”和“三舅”。
“我的朋友 Peter Hessler（何伟）说过，在美国，如果你要写第三世界的非虚构故事，那么就必须可怜或害怕他。但你不能写生活在菲律宾是什么样子，在印尼长大是什么样子，沒有人为这些故事写书。”
梅英东在大荒地村租住的农房后院
“如果你读过我的《再见，老北京》，会发现每个章节的头七段都在讲我在胡同里的房东太太。我把她作为书中的主线人物，是希望读者能对她产生真正的同理心——去听到她的声音，去和她一起发笑，去把她看成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情景喜剧里的丑角。有太多太多的丑角充斥在我们的新闻里（其中一个还被我们送进了白宫），而我们书写的目的，就是把真实的人送上舞台。”
??
“谁能够成为中国的翻译者？”
ELLEMEN:东北为什么吸引你？
梅英东: 无论是文化上，语言上，还是地理上，中国这个国家都比整个欧洲加起来还要多元。我真的已经厌倦看到那些试图“解读”中国的书了。“解读中国”？解读中国的哪一部分呢？
就东北来说，这片地域看似远离文明的中心，却长期被看作一个战略要地和文化重镇。它的历史不仅仅是独特的，对西方读者来说，也是少有人知的，这便是我说的“异质性”。我想做的，是延展西方读者对中国的概念。
ELLEMEN:你的最初计划只是写一个村落？
梅英东: 我开始想写一本关于中国民间风俗的书，包括民间歌谣和传说，以及乡下安静的生活——冯骥才指出，中国每天有 80 至 100 个村落消失，我想在它们消失之前去看看它们，去记录它们。但到大荒地村之后，我发现在这个小小的村庄内，我能同时听到满语、日语和韩语，还见到了参与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兵，村里的老人还跟苏联红军打过交道。东北是一块瑰丽厚重的织锦，而荒地村只是其中的一小地方。
ELLEMEN:你对在中国接触到的年轻人有什么印象？尤其是你在农村地区接触到的年轻人。
梅英东: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我在香港、伦敦和美国的大学里遇到的学生们，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往往都是农村出身，在这中国也是一样。我在中国看到的农村孩子比城里孩子要用功得多，因为他们不得不用功。
对中国的农村孩子来说，他们在面对城里孩子时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因为他们很快就发现，大部分“机会”是不会倾向你的，你必须要比别人更努力，才能让原本不平衡的天平想你倾斜一点点。如果机会的大门敞开了一条窄缝，你必须立刻伸出脚，卡住它，不让它再次关上。
但很遗憾的是，我认为中国的年轻人对土地已经基本没有感情了。很多农村的父母根本就不允许他们的孩子下地种田，我甚至还在大学的农林专业见到过从未种过一粒稻谷的学生。在美国的一些中小学校里，我们会开设园艺，或者畜牧的兴趣小组，小孩子可以亲身学习如何养鸡养猪。在中国，这方面的教育在校园中是缺失的。
ELLEMEN:你接触到的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对东北人有刻板印象吗？他们对你的东北见闻有什么评价？
梅英东: 在我接触到的“关内人”眼中，东北人都是淳朴热情的直肠子，俗称“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其实在美国，其他各州的人也是这么看我的老家，明尼苏达州的。但事实上，我在东北认识的很多人都是文雅而渊博的。
在大荒地村，他们把我当老师，而不是老外。他们很有教养，完全不符合人们对农民不好的刻板印象。东北的图书馆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大量有用的资料。其实在全国各省中，吉林省的文盲比例也是最低的。
ELLEMEN:你曾提到，希望用一种“更平衡”的角度来理解这片土地，什么是“更平衡”的角度？
梅英东: 我想要做出平衡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间上的平衡。我脑海中构想的读者并不是当时当下的人，而是一个世纪后的人。关于 21 世纪的中国，他们需要知道些什么？什么事值得记录下来的？什么是值得保存下来的？
关于奥运、WTO，或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后人可以找到大量的素材去研究。但是，他们要如何知道中国人是如何生活的呢？他们曾担忧过什么，又期盼过什么？因此，我的身份在书中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去记录中国人的日常鱼思考，这本书是关于他们的。
其二，我需要平衡自己报道的方式，这种方式不是类似新闻资讯那种即时性的记录，而是要拉开一定的距离，去观察报道对象在一定时间内发生的变化。这也涉及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林语堂在1936年问的那个问题：“谁能够成为中国的翻译者？”
采访、撰文：梁珂
)
